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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女子#打5元麻将被拘15日申诉8年#进展:判赔4700元并道歉 将继续上诉

   打5元彩头的麻将被成都警方拘留15天,历时8年申诉,甚至还惊动了最高法,6月21日,四川成都的王彬如女士迎来了维权大战的阶段性胜利:法院不仅判令成都警方向她赔偿4739.1元,并向她赔礼道歉。

  >>被“抓赌”

  事发8年 内心依然过不去这道坎

  和一年前华商报记者采访时一样,23日,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王彬如依然硬气,依然较真,仿佛真的就和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杠上了。虽然事发已经过去几乎8年,但她内心依然过不去这道坎。

  2011年8月19日下午,王彬如和远房亲戚任某某、刘某约在温江城区一茶楼包间内打麻将,他们玩的是5元的彩头,四五个便衣民警突然进入包间,以涉嫌赌博将他们抓扣,现场查获“赌资235元”,其中任某某135元,刘某205元。王彬如说,当时三人中只有她暂时赢着,输赢不大,他们根本没想到会因涉赌被抓。她和任某某是远房亲戚,而任某某和刘某是叔嫂关系。当时茶楼里其他几桌也都在打,但警察就冲着他们来“抓赌”,王彬如认为警方涉嫌选择性执法。

  依据现场查扣的575元“赌资”,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定性为“赌博”,对王彬如作出行政拘留15天,并处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另两人分别被行政拘留12天,处罚500元。

  6月23日,50岁的王彬如告诉华商报记者,因为经历了这一切,她找来很多法律书籍翻阅,学习了很多法律条文,实际上也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寻找法律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我们纯粹就是和亲戚朋友打牌娱乐,怎么就成了赌博嘛!”15天的行政拘留结束,她从拘留所出来后就开始了漫漫上诉路。

  2011年9月,王彬如向温江区法院提起诉讼,认为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不应将亲友间的娱乐活动认定为赌博,要求判令撤销处罚。三人一路申诉到最高法。2015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此前对王彬如等人作出的处罚决定“可能存在违法或显失公正的情形”,指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2018年6月,四川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对王彬如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2018年8月,她向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申请国家赔偿。2018年10月,温江分局做出决定不予国家赔偿。2019年1月,她正式向成都市郫都区法院提交行政起诉书。今年6月21日,王彬如收到郫都区法院作出的判决,判令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向王彬如赔偿4739.1元,并向她赔礼道歉。

  >>清白之争

  提60万国家赔偿

  法院判赔4739.1元

  王彬如提供给华商报记者的行政起诉书显示,她向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提出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4271.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8年来的申诉费用10万元(包括交通费、住宿费、诉讼费、打印邮寄费等);误工费10万;儿子的心理治疗费20万,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604271.1元。

  王彬如的诉讼请求:

  一、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不予国家赔偿决定书成公温行赔决字(2018)2号。

  二、依法判令被告在成都商报,新浪微博向原告道歉,在温江区范围内向原告书面道歉,消除影响;

  三、依法判令被告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4271.1元;

  四、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

  五、依法判令被告赔偿申诉费用支出计10万元(包括为多次去四川省市法院及最高法递交再审申诉书等的交通费、住宿费、诉讼费;控告申诉材料的打印、复印、邮寄费等);

  六、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申诉的误工费10万;

  七、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的儿子的心理治疗费用20万。

  以上上述各项共计人民币604271.1元

  王彬如对成都市郫都区法院作出的判赔并不满意,她准备继续上诉。“法院判赔4739.1元,和我提出的60多万元赔偿金相差太远,这只是我被拘留15天不能参加务工的损失,并没有包括我8年来的精神损失……”

  王彬如表示,8年来,为了讨清白,她先后多次到最高法申诉。“我不可能是走着去北京的吧”。这期间,精神上受尽煎熬,但这些都没有在法院判赔中体现。精神损害抚慰金和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都有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简称《国家赔偿法》)第35条中有相关规定。

  同时,令她不能接受的是对方的傲慢态度。法院判决后曾提议主持调解,她本人也同意调解,但直到今天,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没有一个人出面联系她,更不用说道歉了。

  “虽然法院判决中并没有明确说怎样向我道歉,但我坚决要求温江分局在新浪微博和《成都商报》上为我公开道歉,在温江区范围内向我书面道歉,消除影响。我也搞不清楚,要求温江分局道个歉,为啥就这么难……”王彬如说,8年来,无论是公安局还是法院,相关办案人员既不道歉,更无人被追责,自己作为草根百姓,好像就活该承受这一切一样。

  6月23日,华商报记者联系到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分局法制科负责人,他承认自己只是委托代理人,代表温江分局应诉,至于如何向王彬如赔付和道歉,需要经过温江分局政治处批准才能接受采访,随即挂断记者的电话。

  >>精神煎熬

  自己丢工作儿子也被影响

  经历一审、二审,申诉、再审,尤其是最高法裁定再审,最终撤销了错误的行政处罚。一个不懂法的弱女子,为什么要坚持8年申诉?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王彬如告诉华商报记者,她争的是清白和名声。打5元麻将莫名被抓几乎毁掉她的余生,8年来她的满腹委屈和精神折磨无人过问。她因为打5元麻将被拘后,相关处罚是要告知家属的,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对她形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影响到工作生活,甚至还牵连到家人。

  她原先干的是推销塑料制品的工作,因为“赌博”,被抓后就下岗了。推销员做不成了,她只能去当保洁员,甚至因为名声问题连保洁员的工作也丢了。为了生计,她硬着头皮在温江永宁镇上开了一间茶馆,生意不好,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她一直担心,开茶馆会受到执法部门的打击报复。

  丈夫去世后,她原本可以重新组建家庭,但对方听说她因为打麻将被处理过,对她退避三舍,直到现在王彬如还是孑然一身。

  让她有些内疚的是,这件事还间接影响到儿子的前程,儿子心灵受到很大创伤。“妈妈打牌怎么就是坏人呢?!我儿子不论是找工作还是谈对象,人家一听说他的妈妈‘赌博被抓过’,都说再考虑考虑,再说吧……”

  王彬如表示,8年来她遭受的精神压力巨大。“镇上的领导把我当成维稳对象,关键的日子会打电话问我在哪里,还多次对我冷嘲热讽,骂我丢人现眼,给镇政府丢丑。”

  作为坚持向公权力讨说法的维权者,王彬如语气中透着执着,透着特有的韧劲和血性,一如她当年玩的“血战到底”。王彬如表示,她相信法律是公正的,相信司法系统部分执法者的良知并没有远行。

  >>律师说法

  她把纸上的法律变成活生生的法律

  “向坚持维权者致敬!非常佩服和赞赏王女士的做法,她的行为把纸上的法律变成了活生生的法律。”6月23日,国内资深律师刘昌松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表示,王女士作为一个公民,基于常识和朴素的法律意识,认定打5元的麻将不是赌博,公安机关处予15日拘留的行政处罚错误。

  她坚持把公安机关告上法院,在一、二审都败诉的情形下,坚持申诉,直到最高法院认为生效裁判错误,指令再审,改判撤销行政处罚决定。她胜诉后,坚持不妥协地申请国家赔偿,要求赔偿各种损失60余万元,并要求“抓赌”公安在多家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刘昌松指出,在判决仅赔偿15日误工损失4739.1元和赔礼道歉的情况下,王女士再次表示不服,要继续提起上诉。《国家赔偿法》对国家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作了较严格的限制,侵害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是“按天赔偿”——“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每一天的冤案赔偿金。

  刘昌松说:俗话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德国法学家耶林说,法律规定的权利不会自动实现,必须为权利而斗争。王女士的维权过程很好地诠释了耶林的名言。“她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相信法律,信仰法律,直到现在大致得到了说法,她还在努力。”刘昌松表示,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公民作为行政相对方,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都是神圣的,不是行政机关想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的。国家中这样较真的人多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必然会大幅提高,全社会的整体法治意识也会大大增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给您提醒

  打牌不越“底线”就不会被抓赌

  逢年过节亲朋好友聚会打牌会不会被警方抓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打麻将究竟多少数额算“少量”,多少算“赌资较大”?

  华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未有统一的规定,而是授权各地自行制定规章制度。山东、河南、河北、江西的“底线”均为200元。北京市规定:个人赌资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处500元以下罚款;赌资设定为500元至1500元的,处5日以下拘留;吉林省规定,把“赌资较大”定位于个人平均赌资数额在500元以上不满2000元的,或者现场收缴赌资总数额在2000元以上不满8000元的。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各地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打麻将的彩头“轻重”不同,执法的尺度并不统一。比如,河北省规定,“赌资较大”是指个人赌资在200元以上,但深圳就限定在了“500元以上”。因此,同样的赌资数额,就可能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有专家学者建议,从建章立制的高度,对有关执法标准作出科学规范,不限于一时一隅,这样才会最大限度地限制执法的“自由裁量空间”,让类似“同案不同判”问题成为绝响。 华商报记者 李华